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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光明日报】沙博理 此心安处是吾乡
发布时间:2012-01-05    来源:光明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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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5月16日沙博理与凤子在上海结婚

 1944年沙博理戎装照

 沙博理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

1985年12月,马海德医生(左)在沙博理七十岁生日宴会上

人物小传

1915年12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,其中文名取“博学明理”之意。

大学攻读法律专业,毕业后任律师。二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服役,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。美国由于时局的需要,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世界语言,沙博理被派去学中文和中国的历史学问。

退伍后沙博理利用退伍津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、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学问。

1947年远涉重洋来到上海。1948年与中国演员、作家凤子结为夫妇。1952年起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翻译工作。1963年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1972年到人民画报社任英文改稿专家。先后翻译出版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、《家》、《春蚕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水浒传》等20余部作品。著有《我的中国》、《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》、《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》等。自1983年起,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虽然我从未失去我身上的美国味儿,但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是我的国家,我的家园,我的家庭。中国社会有一种从容舒适的温暖和亲切感,我希翼永远不要改变。——沙博理

秋日的什刹海一片静寂,湖面波澜不兴,池木温和娴静。阳光懒懒地打在琉璃瓦上,透着一年中最好的光景。

时间刚过正午,喧嚣还未被惊起。郭沫若故居前,人力三轮车一字儿排开,车夫晒着太阳,小声地说着笑。三三两两的游客,沿着湖岸,端着相机,用力收纳京城四季中最美的景致。

沙博理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刻开始了。他撇开拐杖,轻轻慢慢地在大大小小的胡同散步。约摸一个钟头,他绕回南官房的家。

时间刚刚好,似乎就在掩上门的一刹那,喧嚣开始肆无忌惮地飞驰,在窄窄的胡同内外蔓延。

院子静寂深锁,青翠的爬山虎笼住院墙,月季还未凋落,不顾秋风地生长着。沙博理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,等候一身的喧嚣滤掉,这才轻轻吐出一口气:秋景真好。随即,转身回屋,开始工作。

这一年,沙博理96岁。

远渡

从纽约到上海,几万里的地理距离,1947年,沙博理怀揣着若隐若现的中国梦,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货船

1947年春。美国退伍大兵、32岁的沙博理刚刚结束了一年半的中文学习,随即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——离开美国,前往中国。

理由是,“逃”与“找”。

逃什么?“金钱万能”、含沙射影的律师生活。5年前,沙博理为此逃去当兵,5年后,厌恶的仍旧厌恶,他还是要逃。

找什么?说实话,他自己也不知道。“富于魅力的东方,应该会有些不同吧?”这个念头闪过一次,就永远定格了。

东方,东方,中国,中国……像所有的冒险者一样,仿佛“逃”从来不存在,此行的目的只剩下了“找”——他热切渴望去中国寻找到什么。

1947年3月,一个阴郁的日子。沙博理一生的寻找开始了。

小货轮轰隆隆地开出纽约港。说不上几分离愁,沙博理瞥了一眼雾气朦胧的纽约港,转过身去,钻进了窄小的船舱。这些年高低行止,他已经习惯了被时间推着走。

旅程漫长而无趣。沙博理不时地走出船舱,试图从视线中找寻陆地的颜色。日升月落,海上除了蓝色一无所有——所有的想象力开始汇聚,各种颜色、声音,从“中国”这个神奇的字眼中喷涌而来。

东方,东方,中国,中国……

海上颠簸了一个月,海水逐渐变黄,当中国广播的声音冲进耳朵时,沙博理沸腾了——他连忙跑上甲板,凝望着在雾霭之中显现的黄浦江岸——方块字藏着的中国就在眼前了。

货船划开大雾,画面“哗”一声打开。

“啪”!一个月来响彻耳际的“中国进行曲”,正欲抛入云端,突然一下子跌落,碎成一地杂音。这是第一眼的中国——一个中国男子穿着长袍,沿着江岸飘过。扶着船栏,沙博理的身体忍不住颤了一下,一个多月来始终热烈的情绪,被眼前的一幕泄得无影无踪。

“长袍”,就像突然扎进诗歌的意象,扰乱了原本韵律齐谐的诗行。

这个意象,沙博理常常提起过。与那个矛盾的心情糅合在一起,恰好拼出了当时中国的模样——浑身散发着中世纪的气味。

带着一种莫名的心境,沙博理上了岸。越往城区走,内心越荒凉,沉重无以复加。周遭的一切,和听到的、读到的、想象的,完完全全不一样。大上海,繁华、光鲜的外表下,贫穷和苦难,肮脏与龌龊,在街上无所顾忌地摊开——正是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情景——“垃圾车每天在各个街头转悠,收集那些冻死的尸首。富人们也知道末日不远,于是抓紧一切时间享乐”。

在中国的第一夜,沙博理睡得昏天暗地。

1947年的上海,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“淘金客”,贪欲在各个角落流淌。沙博理——在当时,一个美国人要想在上海站稳脚跟,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

但,能干什么呢?到上海的时候,沙博理口袋里只剩下200美金,和一包袱美军剩余物资的衣服样品。钱很快就花完,衣服却卖不出去。

迫于生计,沙博理不得不重拾“老本行”,做起了律师。

命运似乎在开玩笑,不远万里逃离的那种生活,却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复苏了。

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了。

一个问题开始在沙博理的心里盘桓——走,还是留?

这个一生中被他人无数次提及的问题,只在这一次,沙博理认真想过。

走,回美国去,承认失败,接受嘲讽。无所谓,一个人的内心有多大,世界就有多大,他早已习惯用心灵去丈量世界的大小。

留,眼前的场景不过是暴风雨的前夜,饿殍遍地,鬼蜮横行。大变革快要来临了,他舍不得移开自己的眼睛。

再“看看”吧——他实在不忍心让他的“中国”停留在此情此景。

彼时的“中国”,仍在万里之遥。

结婚

“笃笃笃”,1947年4月的一天,沙博理敲开了在中国的另一扇门,睁开了认知中国的“另一双眼睛”

历史与假设,往往只隔一扇门。门里门外,风景迥异。

假如19岁的沙博理登上了那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,而不是被狠狠摔下火车,也许他会像好友杰里那样,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他事业的方向,中国也许就只是他地理常识中微小的一个名词;假如高射炮士兵沙博理按着初衷走进法语课堂,而不是硬着头皮啃起中文,也许他会在诺曼底登陆,获得一个士兵所能达到的最高荣誉,方块字的魅力也许就只是他感官世界中的一团迷雾;假如退伍士兵沙博理重新投入贪财牟利的律师行,没有登上那艘开往中国的小货船,也许他会在厌恶之中度过一生,中国也许只是遥远的国度,只是读来的“乡愁”;假如,“淘金客”沙博理没有遇上凤子……

笃笃笃”,1947年4月的一天,沙博理敲开了在中国的另一扇门,睁开了认知中国的“另一双眼睛”。

门开了,门里门外的两个人四目相对。这一刻,谁也不曾料想就是一生。

“我找凤子女士!”金发碧眼、带着洋腔的中文。凤子心下一惊——

“你是Mr Shapiro?”

“我是沙博理。”沙博理固执地用中文回应道。

直到现在,沙博理仍清晰地记得凤子当时住的小屋——窗外是褐色的黄浦江,房子就像是轮船驾驶台,每逢暴风雨的日子,房子会轻微地晃动,闭上眼睛,仿佛还能看到波涛汹涌着卷上墙壁。

第一次交谈十分愉快。

回去的路上,月光透过云层,淡淡地照着,大地柔和无边无际。沙博理内心充满悸动——在陌生的国度,能够遇上一个聪明、美丽,而且关心他幸福的朋友,该有多么的庆幸啊。

爱情,有时就是一扇门的距离。这扇门打开,两种生活开始汇聚。

往后的日子平常,他们互为师生,每星期一次见面,从中文到英文,从美国到中国,从戏剧到生活,无所不聊,无次不欢。

闲暇,他们会一起去看京剧、话剧;一起坐在有茶室的花园里品尝龙井,谈论中美文学;一起逛上海的城隍庙,欣赏各种奇异的手工艺品;一起穿过大街小巷,在通宵营业的摊点吃一碗喷香的馄饨或几块油炸馅饼……

很快,那个有关“长袍”的梦魇消失了。凤子感情丰沛,愤怒的时候,眼睛里会冒出火;高兴的时候,笑得像个孩子。沙博理眼里的中国人开始变得色彩丰富。

因为凤子,沙博理也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进步人士。他们经常凑在一起,谈中国,谈美国,谈未来。尽管前面是无尽的黑暗,却少有人灰心丧气,乐观、愉快的精神四处勃发。沙博理大为触动,当初船到上海,遇到的不过是一座麻木不仁、沉疴日重的城市,不到一年时间,不仅拾获一桩可遇不可求的爱情,还捕捉到了黑暗之中孕育的希翼。

他已不再满足只当一个旁观者了。

他向凤子求婚。迟疑了一阵,凤子答应了。

毕竟是一场跨国婚姻,他们小心翼翼地向亲朋好友征求意见。原以为困难重重,没想到“一路绿灯”——像是约定好了的,谁也没有感到震惊,理所应当的一对佳偶嘛。这其中包括凤子古板封建的老父亲。

婚讯是被老朋友冯亦代“出卖”的——《美人已属沙博理》一登报,上海滩沸腾了,一时间电话和各种礼物涌来。“本来大家打算旅行结婚,这家伙放出消息,大家就很被动,只好举办婚礼,宴请大家。”

1948年5月16日,在郑振铎的见证下,沙博理和凤子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婚后的日子甜蜜而危险。

遇上凤子之初,沙博理心里只有钦佩——一个出身名门的姑娘,在一个虎狼横行的城市里,要独立办一份共产党支撑的杂志,需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。

爱上凤子,不可避免地要“卷”入凤子的事业。沙博理是心甘情愿的,他掩护过革命青年躲避国民党的追杀,帮助进步青年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,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……

黑暗渐渐围拢过来,凤子上了国民党的“黑名单”。

沙博理又一次的“逃”开始了。他舍下律师行,和凤子奔赴解放区。

尽管已经非常谨慎,一路上还是受到严格盘查,危险暗藏。组织上安排的向导对他们说:“算了,别玩命了,你们去北平吧,大家把解放区给你们送到家门口去。”

几个月后,“解放”终于来到家门口。

1949年10月1日,当天安门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冲破北京这片古老的天空,沙博理再次沸腾了,激动的情绪像电流一般传遍全身——这才是他的“中国”——一个充满激情和希翼的国度。

即在此刻,沙博理明白,他这一生再也不用“逃”了。中国这扇门打开,他可以心无旁骛地“找”,并将“找”到的中国——大声地告诉世界。

翻译

沙博理小心地拾掇着中、英文之间的距离,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,让不同肤色、不同信仰的人能通过这座桥,看到中国的风景,读到中国的故事

度过最初的激情,沙博理像是走进了围城,却只能在墙头看风景。一个美国律师,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能干什么?大家没底,沙博理也没底。

百无聊赖之际,沙博理捧起一本朋友送的小说,尝试着将其翻译成英文。小说名叫《新儿女英雄传》,讲述白洋淀抗日游击队的故事,文义浅显,斗争味浓,正好对着了沙博理的胃口。

闸门既已打开,激流奔腾不息。等到书完全翻译出品时,沙博理已坐在外文局的办公室里,和同事们畅聊新中国的瞬息万变。他自己也没想到,这一无意的举动,会成就他后半生的事业。

就像置身于暴风雨一般,沙博理一头扑进中文优美的情境里。那些优美的中文就像温暖柔和的阳光,不断地倾泻在他的身上。每一本书,到他手里,都像是写满了方块字的中国,那么富有魅力,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。

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,能够伸出一只手,带着中国腔调,和世界握手;另一只手,牵着中国的衣袂,紧随中国的步伐。

距离,在无形中消失了。沙博理小心地拾掇着中、英文之间的距离,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,让不同肤色、不同信仰的人能通过这座桥,看到中国的风景,读到中国的故事。

门外的风,来了一阵又一阵。沙博理如老僧禅定,手中的笔,一直不曾停歇。《家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春蚕》……这些中国故事,在他的笔下,变成另一种语言,另一种气度,在异国他乡舒展、延伸……

1967年,沙博理开始翻译《水浒传》。彼时,“学问大革命”已经袭来,凤子受到冲击,被送到“五七”干校;女儿亚美在通县造纸厂工作,家里家外只有沙博理一人。一个人的生活简单寂寞,相伴的唯有水泊英雄们。

翻译接近尾声时,麻烦出现了——“四人帮”听说沙博理打算把书名定为《Heroes of the Marsh》(水泊英雄),这显然与“四人帮”的“批宋江”、“批投降派”相违背,他们怒气冲冲地冲进沙博理的家里。

“你们说heroes不行,那么Outlaws怎么样?”

“什么意思?土匪?”

“没错,Outlaws就是土匪的意思,是指那些无法无天的人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问题解决了。没想到,这个冲突却让沙博理意外地找到更妥切的词——在英语中,outlaws往往被当做褒义词来用,有“绿林好汉”之意。

翻译向来是苦差事,得嚼碎了,咬烂了,在肚里翻滚千百遍,呕出来的都是心血。更何况译事有三难:信、达、雅。没有十分的勤奋,外加一分的天才,要占遍三者,并非易事。

对沙博理而言,最难的并不是理解字面意思——哪怕是半文言的《水浒传》,也完全可以凭借字典等工具逐句翻译,而是要听得懂文字背后的“回音”。沙博理要做的,就是“尽可能多地阅读中国历史、学问方面的书籍,这样才能听清楚文字背后的‘回音’,领会文字的‘调调’,翻译出最接近编辑本意的文本,同时兼顾英语读者的语言和思维习惯”。

靠这样的细斟慢酌,沙博理一字一字爬完了百回《水浒传》。译著出版后,常常被拿来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旧译本相较。显然沙译赢得了更多的赞誉。美国汉学家在《威尔逊季刊》上评价说:旧译本只是将《水浒传》部分地带给了西方,而沙博理的成就要比原来的译本优秀三倍。他的中文常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、开门见山,而它易懂的英文也比旧本更加优美得体。

更有人评价道:读沙版的《水浒传》,犹如品尝景阳冈上的“透瓶香”,一开酒坛便芳香绕梁,经久不散。沙博理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的,恐怕是一座无人能超越的里程碑。

晚年的沙博理和凤子好开玩笑。

凤子是个好老师,沙博理在许多场合这样说。

沙博理不是个好老师,凤子也在许多场合这样说。

这样说,是有根据的。当初,两人互为老师,一人教英文,一人教中文。结果,凤子的英文,只有沙博理听得懂;沙博理的中文,全世界都听得懂。

学者

1984年,由沙博理翻译、编辑、校正的《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》出版。就这样,古代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,牵起了手来到世人面前

1978年,中国的拐点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沙博理的拐点。

这一年,他搁下翻译的笔——此生能够翻译《水浒传》,他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此时的中国,国门打开,沙博理再也不用通过那只手,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。

卸下翻译家身份的沙博理,并没有闲着。他转身开始了另一段征程,着手捕捞一段丢失的历史。

与以往不同,距离,从遥远的时空赶来——“请给大家讲讲吧,你是个犹太人,在中国生活多年,一定知道古代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。”西方来访者的一再追问,重锤般敲击着沙博理的心灵,犹太人的身份感猛烈袭来。

他坐不住了。整整两年,福州、泉州、厦门、广州、杭州、扬州、上海、宁波、郑州、开封……凡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,有关古代犹太人来过的地方,他一一拜访过。查阅历史文献,拜访学者,约稿。

这段湮没的历史,脉络逐渐清晰。自唐代始,古代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,在中国学问的阳融和阴柔的渗透下,其独具的民族学问,小溪般汇入中国学问的汪洋大海。而随着他们的语言被遗忘,宗教仪式被抛弃,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中国人日渐趋同,就连五官轮廓也与中国人一样起伏平缓。

一个问题被单拎出来思考:众所周知,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饱受迫害,这种精神苦难增加宗教信仰的深厚度和超越性,也使得犹太人被公认为最不容易同化的族群。但是在中国,他们却逐渐同化,作为一个民族和宗教实体,最后消失了?

所有人都在找寻这一因由。透过那些纷纭的学说,沙博理理出两条原因:从学问层面上是中国科举和文官制度使然。在没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的中国,犹太人被平等对待,他们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竞争官职。这就意味着,他们从小就得熟识中国学问,置身于传统的中国思想和儒家学说的支配之下。学问的同一,必然带来通婚的大量出现。这就逐渐从犹太人的家庭生活中消灭了宗教痕迹,削弱了犹太人的社会和学问的凝聚力。就这样,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所独具的特征,在中国被连根拔除了。

不管是哪种原因,“在现代中国,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,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,已经不复存在了。”

这个结论,偶尔会让沙博理感到遗憾。为了追寻古代犹太人的遗迹,他曾兴致勃勃地找到古代犹太人的后代,希翼从他们身上能找到和他一样鲜明的犹太人特征。而每每除了想象,唯剩一声叹息。历史与现实无法拼接。

1984年,由沙博理翻译、编辑、校正的《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》出版,很快引起了轰动。就这样,古代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,牵起了手来到世人面前。

此后,学者沙博理频频应邀参加各种研讨会、演讲、接受采访。不管在哪一种场合,他都在用历史事实和现实亲历证明一个定律:如果说犹太人是最难被同化的民族,中华学问恰恰就是最包容异己学问的一种文明。

文明之间的交融,远远比冲突更有力量。

1987年,在香港的一次犹太人学术研讨会上。当沙博理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走进会议厅时,一位代表讥讽说:“你不大像中国人。”沙博理带着微笑反驳:“你也不大像犹太人。”

全场哄笑。

笑声里,没有种族,没有国度,没有距离。(本报记者吴晓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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